没有亲叔的人，表叔就是亲叔。李铁梅唱“我家的表叔数不清”时，我有点羡慕，却没有丝毫遗憾，因为我也有父亲时常提起的大表叔、二表叔和小表叔。
大表叔远在南昌的部队，一直没见过，想象中跟连环画上的解放军首长一样，很威武。二表叔呢，见过两次，长相斯文，好像是乔山公社的大官。小表叔长啥样？父亲说跟他差不多。父亲个头不高，颧骨高凸，瘦骨嶙峋，还有些驼背，难不成这就是小表叔的样子？母亲在一旁说，别听你爸的，你表叔比你爸小二十岁，那年跟他二哥就是你二表叔来我们家，二十多岁的人，白白净净，却不说话，就坐那儿一直抠脚丫子呢。抠脚丫子？我怎么没看见？我疑惑地问。母亲笑了，那时还没你呢。那他为什么抠脚丫子呢？母亲说小表叔得了脚癣。没见过小表叔抠脚丫子，但小表叔默默抠脚丫子的形象却烙印在脑子里。
夏天。母亲要看偏头疼，带我翻了两座山，走了二十里马路，在祁门县城三里街临水的阁楼里找到了曹聋子爷爷。母亲事前小声告诉我，曹聋子爷爷解放前是国民党反动派的军医，后来下放到凫峰公社卫生院，现在年纪大了，住到县城里。曹聋子爷爷戴一副金丝眼镜，满头卷曲的白发，满脸的络腮胡子，第一眼看到还以为是一位伟大导师从画像上走下来了。曹聋子爷爷十分的慈祥，笑起来满脸都是皱纹，他和他的夫人，一个十分好看的老奶奶还给了我好几包糕点，一部《红灯记》剧作精装本。
离了三里街，过平政桥，七转八转，母亲带我转进了县幼儿园。幼儿园是个院落，约莫篮球场大，除了一排有廊柱的房子是教室及教师宿舍，另三面都是别人家的后墙。小表婶是幼儿园的什么长，小表叔的家也就在其中的一个小套间里。当时小表叔在邻县黟县中学当校长，正好放暑假在家，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小表叔。小表叔与父亲的确有几分相像，无论个头还是面相，只是斯时父亲已显老态，而小表叔年富力强，他肩胛瘦削，腰板笔挺，走路生风。让我印象至深的是，他除了见面时跟母亲寒暄几句，竟不再说话，小表婶和母亲谈文时，他恍若未闻，看书看报，只忙他自己的。吃饭时，小表婶指着一碗红椒和一碟辣椒酱，告诉母亲，小表叔是个辣椒虫，无辣不欢，小表叔也不接茬。
再见小表叔是在三年后的夏天。这一年春上，他从黟县中学调到祁门二中，我找到他的时候，他二活没说，直接带我去看考场，找到座位。临考的早上，他简单嘱咐我几句，又亲自送我进了学校。三天考试，我吃住都在表叔家里。惭愧的是，我考得很差，入秋时进了金字牌中学。
两年后的夏天，高考考场设在祁山小学，离县幼儿园只有一箭之地。表叔仍然陪我去看了考场，我吃住仍在表叔家。这时候小表叔跟我说话稍稍多了一点，但仍然是提纲挈领式的。后来填报志愿，他根据我的分数，以不容置疑的语气让我填报安徽师大，理由是吃饭不要钱。有小表叔把关，我也乐得服从，只是几十年后回头一看，小表叔为我做的选择并不适合我，因为我从教9年，最终还是离开了学校。这是后话。
1984年9月底祁门一中教职工会议上，陈韫石校长公开表扬谢根基老师，说他热心助人，关怀同事，在搭档胡从发老师开刀住院期间，一日三餐送饭，悉心照料，赢得学校老师一片赞许。岂料谢老师起身说了句“他是我侄儿，应该的”，再无言语。谢老师就是我的小表叔。那一年学校增设高三，师资力量缺乏，我和几个师大同学都被分配进了祁门一中，并且被“压担子”。令我意外的是，我的小表叔也同期被调到一中来，成了我的搭档。他教高一一二班数学，兼一班班主任，我教一二班语文，兼二班班主任。一个出身农民家庭的毛头小伙子，刚工作就有长辈在旁，而且是一个有多年教育教学经验的长辈在旁共事，是一件多么幸运的事！事实上，我在一中教书九年，小表叔一直和我搭档，他在培养学生的同时，也一直引导、帮助、教育和影响着我。只不过小表叔极少用语言来做这些，而是用行动践行传帮带的传统。
一个刚刚走出校门的大学生有什么本领？放在三十几年前我会说我很能干，知道得很多，尤其我热情满怀，信心爆棚，能够创造世界，怎一个狂妄了得；放在今天回看，我会说，那只是一个有一点极其有限的文史知识的愣头青，有点闯劲而已，要把一帮比自己小三五岁的大孩子带好，把自己的专业课教好，一切必须从头边学边做。可惜那时对如此简单的道理不但不放在心上，还常常嗤之以鼻。多年后的某天我跟一个弟子讲，假如我现在开始当老师，我会做得比三十多年前好得多。可叹我们只活这一生，从上场到落幕，永远没有彩排的机会。话说回来，尽管我很自负，并不当面向小表叔讨教管理经验和教学经验，但面对小表叔的兢兢业业，我是打心眼里服气的，并且在不知不觉中努力照他的样子做。
表叔管理班级基本上是放羊式的，对学生的行为要求只讲大略，不求精细。换句话说他的班级管理是处于半自治状态。这与其他几个班级形成鲜明对比。但松散管理的效果并不比事无巨细的严格管束来得差，反而造就了学子们的独立与活跃，反映在课堂气氛和教学效果上，表叔的班级与我当班主任的二班，差别巨大。一段时间后，我发现了其中的“秘密”，同时也发现了自己的幼稚与浅薄。这不是指自己缺乏经验，虽然也包含了经验缺乏，而是指自己作为一个班主任，根本上缺乏对人的正确认知。说得严厉一点，就是对学生缺乏平等和信任的意识，也就缺乏必要的充分的尊重态度。这不是我一个人的表现，这是中国教育的普遍状态。意识到这一点我很震撼，无力感笼罩全身。所幸有表叔在，他的绝不多话，他的松散管理模式，他在教学上的一丝不苟，点点滴滴，悄然滋润着我。
有一段时间我进入了半催眠状态。那时我已不当班主任，只教他的班级和另一个班级语文。关于不当班主任，我还记得和陈韫石校长的几句对话。陈校长要我陈述理由，我回说理由就是不当。为什么呢？陈校长问。我回答他，不当就是不想当，不想当就一定当不好，当不好就不应该当。陈校长说我狡辩，却也只能一笑了之，因为之前他试图让表叔来“动员”我，而表叔只是向他摆了摆手。不当班主任，课却不能不上，但因为处于半催眠状态，所以偶尔就会迟到。有一天我睡得正香，忽然听到房门上传来噼里啪啦的敲击声，我未及多想，拉开房门一看，门口站着表叔，他嘴唇紧抿，满面怒容，高举的教鞭悬在空中。他盯着我看了一会，一字一顿道：你已经三次迟到了。我告诉你，拿钱就要干活，不想干就走人，那些学生不欠你！说完，转身就走。
表叔是年级组长。他举着教鞭来揪我去上课是名正言顺的。之前表叔从来没有正面批评过我一次，但这一次却是如此严厉，如此醍醐灌顶。表叔来祁门一中之前，在祁门二中教数学，是个普通教师。表叔在调到祁门二中之前是黟县中学校长。从校长到普通教师，表叔显然是被革职了。为什么被革职？对于这个问题，很多回我去表叔家喝酒时都想问个明白，但终于没有开口，因为这应该是表叔心中的痛，表叔从来不提，我如何能问？但从表叔只是革职保留党籍并继续教书这一点上看，他在文革期间应该没有做过违背天良的事。从他在祁门一中受器重这一点来看（据说县教委一度要他出任一中副校长，被他拒绝了），他的人品和教学能力、管理能力都是毋庸置疑的。而从我的感知以及他的三届弟子与我的闲谈来看，表叔桃李满天下，有口皆碑，完全无愧于“为人师表”四个字……
表叔在我离开祁门一中后又教了一年补习班，就退休了。我有时候想，我这大半辈子，贵人很多，表叔是其中与我缘分最长、对我影响最深的那个，虽说成为同事是历史的安排，但我宁愿相信他似乎就是为了陪伴我成长，而与我有一段共同的命运轨迹的。遗憾的是我离开祁门后，因为散淡和居无定所，没有去一中看望过他。二十多年间，只在庐州见过他一次，那次他来参加他的毕业三十年同学聚会后，我邀集了他和我的弟子邵海卫、谢新祥、程长虹等陪他吃了顿饭。再后来，听说他得了膀胱癌，来庐州动手术，出院了才让我知道……
丁酉年中秋节一过，应87级弟子陈胜明、戴国军之邀，我和庐州的葛君在长假期间回徽州一游。那天早上，因陈胜明要回江西，戴国军要回江苏，我们出了酒店就直奔祁门一中。街道两边改造太大，街面拓宽了很多，不一会车子就到了学校门口。此时的校园十分安静，除了门卫，没见到一个人。原来的大操场上新起了一座办公楼，说是新起，至少也有上十年了，只是我不知道罢了。我熟悉的建筑是教学楼、生化楼和右侧贴近火柴厂的讲师楼。讲师楼虽有两层，但外观却像平房，又矮又旧，色调灰暗，一眼看去，仿佛寂寞的老人蜷缩一角。记得表叔住右首第三家，入了过道，我便领着陈胜明夫妇和戴国军晃了过去，探头探脑间，吴强教授的妈妈问我找谁，我说了，老人家告诉我表叔去了火柴厂那边，一会儿就会回来的，一边从楼对面低矮的厨房里抽出长凳方凳，招呼我们几个坐下。吴妈妈八十多岁了，身子骨挺好，但她已经不认识我，当我问起吴老师境况时，吴妈妈说已经去世二十一年了。吴妈妈还说，原来住在讲师楼里的十五个当年的讲师，有的搬了家，有的已经离世，剩下的不足一半，令人唏嘘。闲谈间，恍然看见过道那边有两个老人在活动，仿佛是洪发滢老师和陈韫石校长，过去一看。果然。两个八十出头的老领导身体很棒，洪老师仍然抽烟，而陈校长看上去完全只有六十来岁，他见我拱手，放下手中的活计，一脸灿笑道：我当然记得你，你是胡从发嘛！正聊着，陈胜明在那头招呼我，原来是表叔和表婶回来了。我悄然走了过去。表叔背对着我，他有些驼背，十分消瘦，走路有点飘，看样子只有七八十斤。我知道他身上挂着吊瓶，就轻轻地从他身后抱住他，他慢慢回头，一看是我，竟敏捷地转过身来，反将我紧紧抱住，满面笑容：是从发呀！哈哈！
表叔八十岁了，身体状况不好，精神状态却没的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