□ 胡胜虎

　　明嘉靖九年（1530年）冬，祁门县内痘疫盛行，死亡过半，哭声载道。当地一位医生十分着急。他一方面倾囊购药布施，免费为民诊治，救人不可胜记；另一方面认真将疫情的暴发和诊治情况详加记录，探索群书，篆成《痘治理辨》一书，刊梨广布，“以备仓卒，易为检阅，免致临病而慌忙失措”。这位医生，便是明代中期祁门诸多名医中最为突出的医学家汪机。

　　汪机（1488-1539年），字省三，因世居祁门县小石山，故又号石山居士。《明史·方技传》载：“吴县张颐，祁门汪机，杞县李大可，常熟缪希雍，皆精通医术，治病多奇中。”由此可以看出，汪机当时已是誉满天下的名医。

　　汪机出生在一个世医之家，祖父汪轮，父亲汪渭，均以医为业。但少年汪机并没有萌生子承父业的打算，而是怀抱治国平天下的雄心，发愤攻读儒学。初时果不负众望，很快就考取秀才。汪机信心大增，在科考的路上继续往前冲，可惜怎么也跨不过乡试这一关。看到儿子在科考的路上一再受挫，父亲便劝解儿子说：昔范文正公尝自誓曰，不为良相，愿为良医。意谓仕而不相，泽之所及顾不若医之博耳。父亲说这段话的意思是希望他继承家业，弃儒业医。汪机听从了父亲的建议，遂立志肆力医学。初承继家学，随父悬壶乡里，又勤读医典，遍访名师，多有发挥，医术日精。其母头痛呕吐10余年，其父屡试方剂，久治不愈。汪机拟方用药，调理得法，竟起沉疴，行动如常。《祁门县志》载他“治病多奇中”。于是“遐迩以疾来，请者无虚日”。

　　中医最重要的优良传统是具有高尚的医德医风，以施展仁术济世为本，故有大医精诚之说。早朝习儒的经历，濡染了汪机“仁义”的品行。他尝告诫子弟曰：民有四业，皆不可离“义”之一字。他平时为人谦和，乐善好施，粗衣粝食，甘守穷庐。可每当有瘟疫流行时，施医舍药，济施广布，“至义之所当为，视弃百金如一羽耳”。汪机强调“不可轻视人之生死”。他行医不但医术高明，更在医德高尚，以仁术济世为己任，对患者有请必应，诊病细心尽力，不求回报，尤体谅贫病的穷人，对高官贵人则时有矜持。对危重病人，“至力救之，至忘寝食。”“行医数十年，活人数万计”，受到百姓敬仰。《石山医案·程曾序》中说：“夫病之见于石山也，如饥者得食而充，渴者得饮而解，弱者得援之而登颠，危者得扶而安。”

　　汪机一生，手不释卷，谦虚好学，精研医典，博采众长。花甲之年，得知歙县石门翰林学士朱升在南京抄有《脉诀刊误》一书，但“视为经典，不轻易示人”。汪机“遂备重资，往返数百里，往拜其门，手录以归”。诊余，汪机不辞辛苦，将研读经典文献的心得体会，收集到的大量资料，以及自己临床丰富的实践经验认真归纳整理，以著作的形式传于后人，一生著作丰富，主要有《医学原理》《续素问钞》《运气易览》《痘治理辨》《针灸问对》《脉诀刊误集》《推求师意》《外科理例》《本草会编》《医读》《伤寒选录》《石山医案》等医学著作十数种，在阐发中医理论方面多有独到见解，有一些理论，如其关于“新感温病”一说，都属于前瞻性开创性的学说，补前人之所未备，为后世医家所公认。

　　汪机私塾丹溪之学，推崇李东垣之说，但又不拘泥其间。他欣赏丹溪“阳有余阴不足”之论，却不赞同其养阴而泄火之治法。他既重视东垣脾胃之气说，又不采纳其升阳辛散之治则。他撷取朱、李两家的学术精华，把丹溪与东垣的学说融为一体，又对丹溪学说进一步作了阐发，改变了过去丹溪养阴泄火的成规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“滋阴法”随丹溪，升阳治从东垣的临证特色，提出了“调补气血，固本培元”的学术观点，临床上善用参芪温补。汪机主张参芪不仅补阳，亦能补阴，补充和扩大了培补元气在疾病治疗过程中的重要意义，奠定了新安医学培补元气学术思想的理论基础，从而开创了新安医学中的“固本培元派”。“固本培元派”强调治病防病要重视元气的培补，努力激发患者自身正气的愈病能力。其核心是以参芪为主药，重在补益后天之本脾，惠及先天肾，大大拓展了“杂病法丹溪”的治疗思路，有力地改善了难治病治不如法的被动局面，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。

　　明代以前的医家，对温病病因主要以“伤寒伏邪”为说，源于《内经》“冬伤于寒，春必病温”和王叔和在《注解伤寒论、伤寒例》中将其阐释为“伏寒化温”。汪机在总结历代医学经验论述后，首次明确将温病分作伏气温病，新感温病，新感引动伏邪三类，并强调指出：“有不因冬伤于寒而病温者， 此特春温之气，可名曰春温，如冬之伤寒，秋之伤湿，夏之伤暑相同，此新感之温病也。”这一见解，弥补了伏气学说解释温病病因和发病机制之不足，提出了“新感温病”这一新概念，为温病学发展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，对明清时期温病学派的形成有重要影响，因此，汪机被视为温病学派的先导。

　　汪机在行医中善于从脉象的细微变化中抓住疾病的本质，从而达到各种疑难杂症迎刃而解的良好效果。他认为专持脉诊不可能洞见疾病症结，因为一脉所主非一病，且有脉病相应不相应之殊。他主张四诊合参，以脉参病。他的《脉经》一书，“拳拳示人以诊法，而开卷入首，便言观形察色，彼此参伍，以决死生，可见望闻问切，医之不可缺一也，岂得而偏废乎？”

　　汪机的《针灸问对》内容广泛，重视辨证，敢于质疑，见解独特。他否认了《内经》中关于“针家不诊”的观点，提倡针灸之前必先诊脉。他继承了丹溪“针法浑是泻而无补”的观点，认为针灸应用于实证，若论补虚，则针不若药，并反对用针灸保健防病。针刺手法上，主张针刺深浅应遵照《内经》“病有浮沉，刺有深浅”之原则，“惟视病之浮沉，而为刺之浅深”。对某穴主某病说，汪机持批评态度，主张“治病无定穴”，需“审经与络，分血与气，病随经所在，穴随经而取”。

　　痘科方面，汪机强调“治痘必本气血”，气血旺正能压邪，气血一败邪反胜正，所以要以调养气血，托补为先，采用魏桂岩十六方以保元汤扶阳助气为主，力陈用寒凉药剂、以毒攻毒、妄汗妄下等之弊。《痘治理辨》曰：“痘毒非气弗领，非血弗载，使气不盛则何能逐其毒？血不荣则何能任其毒？气血领载之功不前又乌乎能解？”

　　外科方面，汪机明确提出了“外科必本诸内，知乎内以达于外”的独特见解，并以实例阐发的方式，提出了“外病内治”的方法，同时强调外科必须诊脉，且需知常达变，灵活机动。他佩服薛己的《外科心法》和《外科发挥》。薛己擅长温补，论外科以治本为第一要义，首先注重的是补脾土，滋化源。汪机赞其“论治亦皆一本于理，而予窃喜暗与之合”。他在《外科理例》中强调，“外科必本于内”。“治外遗内，所谓不揣其本而齐其末，殆必己误于人”。而治内首先要调解元气，固其根柢，“填补脏腑令实”，“内托以补药为主”，不轻用寒凉攻利之剂。

　　纵观汪机悬壶济世的一生，他刻苦学习钻研，对中医古典著作极为精通，并将所学理论付之于临床实践，医术造诣超拔，在桑梓之地树立起了新安名医的良好形象。他深思熟虑，勤于著述，直至年逾古稀，仍握管不辍，留下了一卷卷闪耀着熠熠生辉的医学著作。他因材施教，诲人不倦，培养了一大批卓有成效的弟子。正是这些弟子和再传弟子，构成了新安医学学派的中坚力量。凡此种种，都在不同层面推动了“新安医学”的产生和发展。汪机作为一名明代杰出的医学家，也成为“新安医学”最重要的奠基人之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