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年轻的时候，也曾着迷过“意识流”“先锋派”之类的写作，并以此类形式写过几篇小说。但很快，我就对这类形式不感兴趣了，我开始喜欢一些老作家的作品，比如汪曾祺、林斤澜、张中行等等。我喜欢他们的老而率真，体露真常。我不喜欢那些赶潮的作家，这类作品生命不会太长。我觉得，一个成熟的作家，在写作上应该做到“从心所欲，不逾矩。”

　　张中行老先生是我最敬重的老作家之一。老先生在散文杂文上“暴得大名”，已经是80岁左右了，比汪曾祺先生“暴得大名”，年岁上还要晚大约20年。张老先生在解放前主要是当教师，还编过杂志。解放后到人民教育出版社当编辑，主要工作是编课本，编古文读本等等，名气并不怎么大，但圈内的人都知道他学养深厚。季羡林曾评价张中行“学富五车，腹笥丰盈”，并称他是“高人、逸人、至人、超人”。我想，张老先生平生潜心治学，淡泊名利，生活简朴，中和顺生，确实担得起季羡林先生的评价。启功先生则说张中行先生是“说现象不拘于一点，谈学理不妄自尊大”，这都是中肯之言。上世纪末，张中行、季羡林、金克木被誉名“燕园三老”。

　　张中行之“暴得大名”，是在他发表并出版了《负暄琐话》《负暄续话》《负暄三话》《月旦集》《禅外说禅》《顺生论》等著作之后，在中国文坛上掀起一阵旋风，人称“文坛老旋风”，他撰写的文章，一度被称作“新世说新语”。其中，《顺生论》耗老先生心血最多，也是他的代表作。启功先生对他的评价是：“散文杂文，不衫不履，如独树出林，俯视风云。”尽管博得如此大名，老先生依然故我，照旧穿他的老棉袄，旧布鞋，依然吃他喜欢的老面烧饼，喝他喜欢的普通二锅头，80多岁了还挤公共汽车。他常年寓居在女儿的家中，直到86岁那年，才分到一套平常的三居室，家中没有搞装修，保留着水泥地面，家中设置极为简约，书房里也只有两个书柜，一张书桌和一些清玩，其中以石头居多。张老先生喜欢石头，大约是喜欢“石不能言最可人”吧。他为自己的居室起了一个名，叫“都市柴门”。

　　我读过张中行老先生的绝大部分著作，切实感受到老先生学问深广，不仅古文极好，儒释道三家皆通，对西方哲学亦谙熟，在书法上也很有造诣。我曾在一份报纸上（什么报我忘了）看到，启功先生曾邀请张中行先生，想两人一块儿办个书法展，，但张中行先生婉拒了，他说他的字写得不好，这也反映出老先生的谦逊和虚怀。

　　说到书法，我和张老先生还有一点小机缘——1997年，我在《广州文艺》杂志做编辑，主编要我约一些名家稿，于是我就冒昧地给张老先生写了封约稿信，并在信中更冒昧地表示想要求他一幅字。信寄出后不到一个月，回信到了，我看信挺厚，拿起信，感到信封里面软绵绵的，心头不由一喜——里面必有字幅无疑！我小心翼翼地拆开信，果然里面有一幅字。我急忙展开来看，这一看我愣了半天——字的好不用说，是书写的内容让我愣住了，字幅的内容是：“思君令人老 岁月忽已晚 古诗十九首句每喜读之 程鹰先生正腕 丁丑冬张中行”。这下把我弄糊涂了，因为“思君令人老，岁月忽已晚”是《古诗十九首·行行复行行》里的诗句，是一位思妇写给经年不见的远方丈夫的，张老先生何以将这样的诗句题写给了我？他明明知道我是一位男编辑。还有，张老先生说他“每喜读之”，这又让我纳闷，何以一位88岁的学者，哲学家，古文专家、散文大家，会对两句古代思妇写的诗“每喜读之”呢？真是“逸人”之举，常人难解。

　　随字幅还附了一短函：“上月末大札拜收。承奖掖，至感且愧。我不能书，且近来目力甚坏，勉成一幅奉上报命。手头无文稿，暂不能应命。匆匆，颂：编安。张中行拜97.11.22。”

　　我把字幅和短函反复看，脑海里忽然浮现出儒家的“温柔敦厚”这四个字来。从字幅的内容里，我看到了老先生的温柔；从短函的内容里，我看到了老先生的敦厚。

　　我和张老先生缘悭一面，1998年国庆期间，我出差去北京，想见老先生，但我没有老先生家的地址和电话号码，只能到人民教育出版社去问，出版社的人告诉我：老先生这段时间不在京，他想老家了，回家乡去了。

　　老先生于2006年2月24日在解放军305医院安然辞世，享年98岁，身后没有给后代留下任何遗产。

　　许多年又过去了，老先生给我写的字幅，一直挂在我的书房里。现今，我竟也会常常进入“思君令人老，岁月忽已晚”的境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