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我又买了点粽皮哎。”不久前，我回去看望母亲，母亲像是犯什么过错似的，说完羞怯地一笑，蜡黄的脸庞刹时红润起来。我只好劝说道：“少包点，少包点。”现在，母亲已过杖朝之年了。走路缓缓的，花白的头发一颤颤地，背曲弓着，削瘦的身子，似乎一阵风都能把她吹跑。可每到端午节前，母亲仍会雷打不动地忙碌开来。超市走走，菜场看看，挑可心的糯米，选合适的箬叶，买入眼的五花肉。一路沉重，一路气喘吁吁，可脸上始终荡漾着笑容。回到家，回到空寂的厨房内，独自一人包，独自一人裹，独自一人坐在土灶前，生火，添柴。不时撩一撩额前零乱的白发，不时捶一捶酸痛的腰背，直到一阵粽香袅袅而出，才抬起身子长舒一口气……

　　“只要包得动，明年我还要包。”前年端午节前，母亲打电话让我回家拿粽子。“以后别包了，您想吃，我给你买一点。”不会包粽子的我，反复劝说道，因为母亲已八十有二了，按理是应当享享清福了。可勤劳了一辈子的母亲，总是闲不下来，总是把我的话当耳边风，依然“我行我素”。

　　“拿一个吃一下，香得很呐。”去年端午节前一天下午，一线炽热的阳光照射着母亲居住的小院，我走进去，一股香气如风一样幽幽地飘来。母亲靠在厨房外的扶椅上，嘴角朝水池旁的水泥台上努了努，一脸微笑。我展眼一瞧，水泥台上堆放着两大物件：其一是一只乌沉的大竹篮，里面一大堆胖胖乎乎的熟粽子；其二是一个用来包粽子的洗澡盆般大小的铝盆，已经空了。“明天再吃吧。”我本想尝一尝，但因饭后不久，且肠胃又不好，只能咽了咽口水。

　　“咕嘟、咕嘟。”厨房内土灶上的大铁锅又欢腾氤氲了。唉，我瞧瞧盆，望望篮，瞅瞅锅，眼窩一阵湿润。“没事，我还吃得消。”母亲见状，倒过头来安慰我，顺势捊了捊凌乱而又花白的头发。

　　从我记事起，每年的端午节母亲都要裹粽子，从未间断。母亲包裹的粽子结实而美观，成为我温暖的记忆。小时候，平日省吃俭用的母亲，一旦端午的脚步临近，就会提前做好准备，细心包好煮好。一大木盆粽子让我们吃得个“滚瓜溜圆”。买糯米，买上等的五花肉，买箬叶。一个人在厨房、一个人在昏黄的灯光下不停地忙碌，黑亮的短发不停地飘拂。包啊，包。母亲坐在木盆前，坐在一个黑旧的小四方凳上，摆出了包粽子的阵式：粽皮、糯米、五花肉、粽皮结等原料身前、左右的散放着。包啊，包。母亲身子前倾，目光专注而清澈。包啊，包。取一张箬叶一弯，弯成一只“小船”，用一个豁了个小口的一两酒杯，舀四五杯用酱油浸泡过的糯米倾入“舱内”。然后，轻快地用手指拨个小坑，把切成条状的五花肉码进去，再舀些糯米覆盖着，手指轻快地一划，以铺平粽面。最后再用一张箬叶包裹。一切搞定，取三根细细的粽绳捆扎。为了防止粽子松软，捆时，一头用嘴咬着，一头用手拉一拉、扯一扯，一丝不苟。粽子有咸有甜。咸的捆三道，甜的捆两道，泾渭分明。我们兄弟四人喜欢吃咸的，只有父亲喜欢吃甜的。他边吃边笑说：“好吃唉。”“甜的没有肉。”我们兄弟纷纷摇头。一两天吃不完，就像腊肉一样挂在黑乎乎的屋梁上，馋得我们仰首、踮足张望不已。有时，母亲稍有空闲，就会在吃早饭前，用刀把粽子切成约半寸厚的圆片，再用菜油在铁锅里一煎，又脆又黄又香，可算是我们童年时代最好的“烧烤”。这让平日总是靠腌菜下饭的兄弟们，如过大年。一时间，锅里香，碗里香，嘴巴香，久久不散。

　　现在母亲一年比一年老了，满头已找不到一根黑发，目光混浊，却仍然在包着粽子，包着一大盆粽子，而且还与时俱进，中间一脉相承的是五花肉，两头则有所创新——一头红枣，一头板栗。又香又甜，营养又丰富。

　　“明年就不要再包了。”临走时，我再次劝说。“不要紧。能包我就包。”母亲轻描淡写地回答。我的眼窝再一次热乎起来，我知道母亲包的不仅仅是粽子，而是母亲对子女的一片爱恋和牵挂，就像黄河、长江一样滔滔不绝、源远流长。我知道母亲只要走得动，还会迈动苍老的脚步，还会伸展枯瘦的双手，一个一个地包，一个一个地裹，就像世上所有慈爱的母亲一样，永远都不会放下自己对子女的眷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