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一个诗意匮乏的时代写诗，在我看来是一种奢侈的行为，甚至有着某种自觉或不自觉的反抗意味。

　　而对于诗人何冰凌来说，写诗似乎更像是一种个人化的生活方式，抑或就是生活本身，和侍弄花园没什么两样。诗人就是园艺师，写下一首诗歌如同种下一棵花草，都需要热爱、用心和审美。或许正因如此，读《春风来信》让我有一种穿行花园的错觉，酢浆草、迷迭香、虎耳子、红蓼、单瓣木槿等等，色香俱全，扑面而来，尽显女性的柔美与细腻，而氤氲其间的情感却又让我不得不联想到阿多尼斯的隐喻——“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”。江弱水先生曾说，“诗的主要功能是抒情，但它还需要叙述，也需要思想。现代诗更是一种情感与机智、感受与冥想的综合”（《诗的八堂课》），这大抵是不错的。现代诗的确要强调思考性、知性和智慧，而我则更愿意强调“情”是诗的命门，诗的动因和效果永远都是感情的。正是在深爱与厌倦之间徘徊的中年情感，使冰凌的诗歌意象充盈，理趣生根，“平静而深彻，明亮又晦暗”，自成高格，自有名句。

　　深爱，是洞悉世界真相之后的一种执念。“世界到最后只剩下致命的两样：要么爱，要么死亡”，年轻的诗人过早洞晓了世界的真相。这里的“爱”与“死亡”自然还是虚设的爱情、遥远的想象，充满青年人肤浅的浪漫与唯美。而当爱情变成“老式婚姻”，“死亡”随着衰老而日益临近，“深爱”才被真正赋予了生活的内质和生命的意义。值得深爱的事物有很多，比如用瞳孔取缔大海、用歌声破译春天的“小人儿”（《不知道怎么爱你》），“乡间无名的花朵和朴素的农人”（《潘集小引》），乃至“我重新爱上了渺小的人类”（《海洋飓风博物馆之歌》）；又比如“御泉庄夜晚的美，清泉里映照孤月一枚”（《在半汤御泉庄》），“菩萨低眉”的各种香草（《小团山香草农庄》），甚至“也曾爱过石头/笨笨的样子，总是不言语/我爱过它上面安静的苔藓”（《爱情史》）。然而，悖谬在于，诗人一方面热爱着天地万物，一方面又深知深爱的事物根本无法久存。“人生修大道，大道可通天。/然蝼蚁活着的时候/并不自觉卑微/假如整个巢湖都是破绽/水使它圆满”（《深爱的事物无法久存》）。无论蝼蚁，还是人生，是其所是，活其所活，“万物都待在自己的位置上”（《婺源游记》），便是圆满，便是大道。诗人在过去与未来、短暂与永恒之间“执两用中”，似乎找到了化解精神危机的通道，为自我和他物找到了存在的价值，然而又不免陷入另一个圈套之中，因为厌倦总是比死亡更早到来，也更致命。

　　厌倦，是洞察生活和生命本质之后的一种妥协。“在少年时代/我们在即将破冰的河面上/走来走去，走来走去/这些年，我们的身子越来越重/胆子越来越小”（《堆雪人》），少年时曾有过理想的、纯洁的我们，转眼之间竟变得如此沉重而胆怯，这是生活的馈赠，也是生命的扭曲。“实际上，也没什么好怕的/你有风、花粉和念珠/我有厌倦/老朋友，说穿了/我们都一样，无非是/奔跑着去死”（《暮色深沉赋》）。在奔向死亡的路上，在生活的泥沼里，厌倦如影随形，我们不得不一面抵抗虚无，一面承受衰老，因为“即便烂掉的生活/也无法阻止墓碣上的饶舌/我们终将在各自的衣服里老去”（《厌倦》）。于是，厌倦使我们最终成为了与自我、与生活、与生命和解的“妥协者”。“每一天都同自己讲和/向镜中人嫣然一笑/白天，你伪装成一架脚踏风琴，/把音响按捺在怀中/夜晚来临/你是一只长满黄褐斑的母豹子/孤独地走在斑马线上”（《妥协者之歌》）。这只孤独的长满黄褐斑的“母豹子”，或许就是谈情说爱时来到大房间的那只“猫”吧！然而，诗人又并非彻底的“妥协者”或“厌倦者”，因为她一面哀叹“我已经写不动了，也看不透这人间”（《杳如黄雀》），一面又确认“我是虚空的，也是安详的。/只有对人类尚存幻想的人/还在写诗”（《记住来来往往之花》）。还在写诗的诗人，依然对人类心存幻想，依然能从诗中获得安详，换句话说，诗，才是诗人的最深爱之物，对抗厌倦的良药，是其一生潜修的“通天大道”。

　　在深爱与厌倦之间彷徨，这正是“江阔云低，断雁叫西风”的中年之境，诗人的形象由此变得复杂而生动。在颇为称道的小诗《冬至的南瓜》中，诗人写道：“冬至那天/我下厨剖南瓜/它在乡下屋顶上端坐时/极像佛的样子/现在我杀了它/还要用人间的烟火煎熬它/还要和孩子们一起吃了它/来醒目”。让人深爱又厌倦的事物和日常生活，呈现出超凡脱俗的佛性，而“我”却遇“佛”杀“佛”，超越一切幻象与对立，追求洞察生命现象的诗人之眼。一边厌倦，一边深爱，一边孤独，一边满足，一边承受，一边超越，既矛盾分裂，又自成一体，这是“轻度厌世”的诗人，又何尝不是挣扎于现代性困境之中的我们？从这个意义上说，《春风来信》不是春风的来信，而是冰凌写给我们的回信，真诚，真实，真切，尤其让步入中年的我情动于衷，感同身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