张全胜
1987年，我师范刚毕业的时候，带过一个特殊的班级，叫“成人扫盲班”。那时候，农村文盲还是比较普遍，农村小学都有开办扫盲班的任务。
我担任那个学期的扫盲班老师，需要为几十位因各种原因未能读完小学，或者根本没有上过学校的人上课，教他们学会500个常用汉字，能写书信、借据之类的简单应用文。
扫盲班怎么带？我心里没底，但年轻气盛，也没有什么可怕的。
教扫盲班，首先得动员这些学生来上课。我一边上门动员，一边发扫盲教材。这些教材是国家统一编印的，免费发给每位扫盲对象。
我到这所乡镇小学时间不长，对这片乡土还不熟悉，就请几个学生给带路。连续几天，我一吃过晚饭，就去上门动员，发放教材，并通知上课时间，反复交代要按时去上课。
大多数扫盲对象还是比较配合，也愿意去上课识字。但也有少数人，怕丢面子，或者担心学不会，就以劳动繁忙来推却，有的干脆就说：“不去！”
这个时候，我只好求助于村组干部来帮忙。那时，村组干部威信高，说话很管用。有一次，有位老队长陪同我去动员一个不肯上扫盲班的学员，开口就大声呵斥：“兔崽子,人家老师上门请你去上学，你还摆谱?在旧社会，哪里有这样的好事！如果今年不能脱盲，年底队里分红，你家就别想了！”
扫盲班为每周两堂课，时间安排在晚上，通俗说法就叫上夜校。夜校的学员大多数在三四十岁，而且女性占绝大多数。我国农村重男轻女的恶习长期存在，子女多、家境困难的农家一般优先给男孩上学，女孩从小在家做家务，给大人搭手干活，能顶半个劳力，就不愿意让女孩去上学了。
那年，我虽然18岁了，但比较瘦弱，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小，也没有老教师长期站讲台自然形成的威严，刚开始上课的时候，学员们都不含糊我，课堂上常插话打趣。
有一次，我讲解“男”字：“上面田，下面力，就是说有力气在田里干活的是男人的男。”
这时候，有位三十多岁的女学员就接腔了:“小张老师，在田里干活，你可比不上我。”
我知道她在笑话我，但是我并不生气，回应道：“我有知识，能教学生读书，教你们识字，跟你们在田里干活一样，也是劳动。知识就是力量，也能创造财富。”
我接着教“女”字：“像一个人在舞蹈，身体柔软，很优美。”
又有人咯咯地笑起来接腔：“小张老师，我们村有个大姑娘，长得很俊，我可以给你介绍哦。”
我故意迎合她的话：“好啊，哪天，我上你家检查作业的时候，请你带我去。”
由于这些学员大多数都是家里的“耿劳力”，为争当“万元户”，白天拼命干活，晚上上夜校的时候，不少人提不起精神，甚至趴在课桌上打瞌睡。因此，我上课之前会准备一些与教学相关联的历史小故事、科技小常识，讲给大家听，活跃气氛。当然，像上面那些打趣我的话，我也会借机说说笑话。
有时候，我也会给那些过分捣蛋的学员一些小惩戒。每堂课，我都要在结束的时候，给全体学员听写生字，既是课堂作业，也是当堂测试。这时候我会叫两个上课捣乱的学员上黑板用粉笔听写，写完以后，我当众给他们批改打分。他们的得分当然不会高，遇到稍微生僻一点的字，还会得零分。他们看见自己的成绩也会难为情，红着脸在众人的哄笑声中跑下讲台。
我布置的课外作业，主要是抄写生字、词语。在批改作业的时候，我发现很多学员的作业是家里上学的孩子代写的。我理解这些常年在田地里劳作的农民，放下锄头去拿纤细的铅笔写字一定会很不习惯，甚至感到困难。我找到这些代替父母写作业的学生，请他们当好“家庭小老师”，帮助自己的爸爸或者妈妈学好文化，写好作业。
对于一些缺课的学员，我会上门送教，在他们家中给他们补课，批改作业，同时一再要求这些学员克服困难，按时上夜校。有一次，我去走访一位居住偏远，经常不来上课的学员。我一路打听来到他家的时候，夜色已经完全笼盖这个只有几户人家的小山村。我推开虚掩的屋门，昏暗闪烁的煤油灯光下，一家五六口人围着一张桌子正在吃晚饭。
男主人站起身来，问我：“你找谁？”
“我是扫盲夜校的老师，找鲍某某学员。”
“小张老师。”女主人连忙起身招呼我进屋坐下，对我说，每天晚上忙好家里家外的事情已经很迟了，就没有去上课了。
“雨天农闲的时候，你可以叫孩子给你上课，辅导作业，我有时间也来。”对这样的学员，实在不忍心要求他们按时去上课，我看见她家有个10岁左右的孩子，像是学校的学生，就这样说道。
“太麻烦老师了，我尽量去上夜校吧。”
学期快结束了，要给学员们测试。虽然题目并不难，但对大多数学员来说，要通过考试并不容易。好在考试卷由我自己批改，要求也不算严，我可以稍微放松点要求，尽量让每个人都能通过考试。
最后一堂课，当我把大红的“脱盲证书”发给每位学员，祝贺他们圆满毕业，成功甩掉文盲帽子的时候，全班几十位学员，站起来对我说，谢谢张老师！
小镇很小，我常常在路上遇到这些学员，他们都会客气地跟我打招呼，叫我张老师，再也不是“小张老师”。
我不知道几个月的扫盲班他们是否真的认识了500个字，但我知道，从他们拿到脱盲证书的那一刻起，他们的心态和生活一定都会慢慢发生变化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