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、拜谒汪先生

　　第二次见到汪曾祺先生，是在5年以后的1994年8月。那一年7月上旬，我正在家里看世界杯看得昏天黑地，导演刘冰鉴突然来到黄山，把我“押”到北京去改编电影剧本《砚床》。我在宾馆里熬了一星期，终于把剧本完成了，大家都很满意，而我也没有耽误看世界杯的决赛，为罗马里奥喊破了嗓子。

　　第五代导演开山祖张军钊先生知道我写完了剧本，就约我到他家去住一段时间，想侃一个电影本子出来，我记得当时侃的本子暂定名为《阴阳大裂变》。我们俩侃了20多天，没有裂变出多少东西，于是我决定回黄山，和军钊分头慢慢想。

　　离开北京之前，我想去拜望汪曾祺先生，于是就给汪先生家打电话，但总是打不通。我猜想汪先生家可能换了电话号码，于是就给作家出版社的著名作家陈染打电话，向她要汪先生家的电话号码，不料陈染也不知道汪先生家的号码，不过她说她很快就能问到。果然，不一会儿，陈染的电话就打过来了，告诉了我汪先生家的电话号码。我仔细地记下这个号码，然后开始拨打，我几乎打了一整天，居然还是打不通。我疑心自己记错了号码，于是再给陈染打电话核对，核对的结果是没错。于是我继续用这个号码拨打，但无论我怎么努力，就是打不通。我又开始怀疑陈染记错了号码，就请她再帮我问问。照例是不一会儿工夫，陈染的电话来了，说是她问了作协的好几个领导，都说是这个号码，没错。这下子我没辙了，心中空落落的。军钊见我魂不守舍的样子，笑着问：“你非要见这个汪老头吗？”我说：“好几年没见了，我很想看看他。这次来北京，就有这个打算，我还给他带了点土特产。”这话刚说完，我突然想起我还有林斤澜先生家的电话号码，心中一边祈愿他家的号码没换，一边拨号，很快就拨通了，接电话的正是林斤澜先生。他一字一顿地告诉了我汪先生家的号码，我一笔一画地记下来，然后又核对了一遍，这才放心。

　　当我拿着这个电话号码准备拨打时，我觉得这个号码和陈染提供给我的那个是一样的，这一下我的心彻底凉了，不想再打了。军钊把两个号码拿过去仔细看，突然发现了问题：敢情这两个号码最后的两个数字不同，颠倒了，比如一个是71，一个是17。于是我赶紧用林斤澜先生给的号码拨打，一下就打通了，接电话的竟然也正是汪先生。我忙自报家门，汪先生那边一听就想起我来了，聊了几句后，我们约定第二天下午我去他家看他，他仔细地告诉了我他家在蒲黄榆的详细地址。

　　因为心切，在张军钊家吃完午饭，我早早地就就打“面的”往蒲黄榆奔，到了汪先生的住处，才午时一点多钟。上电梯的时候，恍惚记得电梯入口是一片积水，进了电梯上行的时候，电梯摇摇晃晃的。到了九楼（如果我没记错），我找到了汪先生家的门牌号，于是敲门。应声开门的是汪先生的儿子汪朗，他问：“您找谁？”我答：“找汪曾祺老师，约好的。”汪朗说：“我爸还在午睡。”我正踌躇着，汪先生出来了，连连说：“请进请进，昨天约好的。”于是汪朗放行，汪先生领我进了客厅。

　　房子是两室两厅，但都小得可怜。有一室的门始终关着，是因为汪先生的老伴施松卿因病在里面休养。汪先生领我到客厅时，我发现他的步履有些蹒跚，精气神也远不如五年前。我们在旧沙发上坐下，汪先生问我：“你现在在哪里？”我答：“在安徽。”汪先生说：“呆在安徽干嘛？”此言一出，我知道汪先生已经忘记我了，于是我赶紧跟他说我是安徽黄山人，五年前曾陪他和林斤澜先生在黄山游玩的细节，他终于想起来了，说：“徽州是个好地方，好地方！”说着他递一支烟给我，于此同时，我也正掏烟递给他，两人不禁一愣——因为我们抽的都是“石林”牌香烟，汪先生一笑，说：“这烟好，好抽，还不贵！”

　　接着，我就跟他说起找到他的艰难，并把电话号码的事跟他说了一通，不料他听后突然冒出一句：“陈染提供给你的号码，是火葬场的号码。”我听后心中一愣，他却粲然一笑，有些天真，还带点调皮和得意，而我的心里，却有些苦涩和怅然的感觉。

　　那天下午，我在汪先生家坐了近三个小时，因为是闲聊，很随意，有许多话题我都忘了，只记得一些零星片段——我记得我们谈到书法时，我问他觉得弘一法师的书法如何？他淡淡地说了一句：“别具一格。”我知道汪先生对自己的书法是很自信的，就没有就这个话题深谈下去。于是转了一个话题，我问：“我在一些文章里看到，您打算写一部有关长征的长篇小说，现在开始写了吗？”他说：“原来想过，现在这念头淡了。我觉得我的语言风格不合适写长篇，尤其不合适写长征这类大题材的长篇。”他说这话时，表情有些无奈，又朝客厅里摆放的小电视机上看了一眼，电视机上正播映着一部长征题材的电视连续剧。

　　汪先生家客厅很小，陈设也极简单，一旧的长沙发，一小电视机，一学生课桌般大小的木桌，木桌上放着一摞已经画好的花卉。我问：“画这么多画，是准备办画展吗？”他不解地望着我，说：“办画展干嘛？我这是有空的时候，就画几张，好玩。有喜欢的朋友来要，我就落个款，让他们拿去。”我听了，心中一动，想跟老先生要幅画，但我踌躇了好久，最终还是没有开口，因为我看出汪先生的身体显然不如从前，而画画也是累人的。

　　说到画画，我又想起一个细节：汪先生家客厅的墙壁上，只挂了一幅小画，跟一幅斗方那么大，而且是一幅水粉风景画。我好奇地问：“那幅画是谁画的？”汪先生回答说：“是南京的一个小伙子画的，没名气。”我不禁有些纳闷，因为我知道汪先生和黄永玉他们很熟，家里一定藏有一些名家妙品，为什么不挂呢？于是我问：“为什么要挂这幅画？”汪先生简短地说了三个字：“我喜欢。”我顿时说不出话来了。

　　客厅的地面上，堆满了《汪曾祺文集》的样书，到了将近五点的时候，我向汪先生要了一套文集，汪先生给我签完名后，我就提出告辞。汪先生说：“吃完晚饭再走吧，咱俩喝几杯。我现在没力气做菜了，让汪朗做，他现在的厨艺也不错！”我不想再烦劳老先生，就编了一个借口说不走不行。临别时，我把带的土特产交给他，说：“一斤黄山毛峰，两斤蕨菜。”一听到“蕨菜”，汪先生眼睛一亮：“蕨菜？新鲜的？”我心头又是一怔，因为那时是八月份，哪里还有新鲜的蕨菜呢？我知道汪先生确实有些老了，不由一阵心酸。

　　汪先生脚步蹒跚，执意要把我送到电梯口，我们就此告别。此后，我再也没见过汪先生。

　　1997年5月17日，在《广州文艺》杂志工作的我，得知了汪先生逝世的消息。杂志社主编让我拟一个唁电，我居然写不出来，接下来的两天，我都没有上班，把自己关在屋子里，想了很多很多。

　　再后来，我读了许多关于汪先生的纪念文章。